邱耕田和张荣洁在《江苏社会科学》1998年第4期撰文认为，走向二十一世纪的人类文明，是一种广义的文明或大文明，它包括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制度文明和生态文明四个方面的内容。大文明具有全球性、系统性、多样性、协调性、历史性等特征。大文明范畴的提出，有着充分的历史和现实依据。提出大文明有利于确立一种新的科学的文明观，同时为我们创建一门新兴的学科——文明学提供了可能。建设大文明，对缓解当今人类所面临的重大全球性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乐黛云教授在《民族艺术》1998年第2期撰文，20世纪末的人类文化面临深刻的文化转型。文化转型带来的危机和必须解决的问题有各种文化中心论威胁文化的多元发展，引起文化冲突，乃至诱发战争；文化相对主义造成文化孤立和隔绝引起一种文化和他种文化的对抗，这种对抗也可能诱发战争，自然科学作为人已难于控制的一种力量也向文化多元发展提出严峻挑战。
张立文教授积多年研究成果，潜心竭思，撰著成《和合学概论》一书（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第一次运用“和合学”的概念和理论表达中国文化人文精神的精髓和首要价值，这在中国学术思想发展史上具有开创之功，可以说是独辟蹊径，将中国文化的研究推向一个新阶段。该书博大精深，结构缜密，其思维体系的建构具有惊人的逻辑征服力；经世致用，继往开来，被一些读者评价为“世纪之交的创新之作”。
刘纳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8年第1期撰文认为，在中国文学发展的漫长过程中，1912－1919的重要性绝不亚于其它任何阶段：它结束了一种文学又开始了另一种文学———在以后数十年间分别被以“旧”与“新”命名的两种文学。两种文学的嬗替在1912－1919年间生动地展开，这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光辉悠久的古典文学有一个不失体面的尾声，适应时代变化的新文学有一个轰轰烈烈的开始。
杨晓民在《当代作家》1998年第1期撰文认为，电影、电视、多媒体的产生已给诗歌以沉重的打击，网络的出现无疑是雪上加霜。但另一方面，网络世界的普及，特别是网络的开放性、游戏性、参与性、交互性，又为诗歌彻底打通走向大众之路开辟了一个新的视野，为现行诗歌的转换提供可能。网络文化将彻底瓦解现行的秘密性诗歌文本，网络时代的诗歌观念是：在网络上不断制造、生成新的诗歌符号——超诗歌文本诞生了。
黄时鉴、龚缨晏在《中国社会科学》1998年第4期撰文，对英国学者吴芳思因马可·波罗游记中未提到长城等中国事物而否定马可·波罗到过中国的观点进行了辩驳。文章认为，元代以前，长城在欧洲根本不为人知，更谈不上是中国的重要象征。因此，马可·波罗书中未提长城是很正常的事情。长城被当作中国的重要象征，是从明代才开始的。要说明可马·波罗为什么会“漏写”一些关于中国的事物，首先必须考察这些事物在当时是否存在；如果存在，它又是什么样子的，是不是已成为当时中国的重要标志，是不是引起外来旅行者的特别注意。只有在进行这样的考察后，才能合理解决所谓“漏写”问题。
吴予敏在《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4期撰文指出，大量的文献和考古发掘证明，中国早期历史曾经有过一个巫教文化盛行、改革和传播的阶段。中国礼乐文化的渊源就是古代酋帮时期盛行的巫教文化。巫教文化具有与原始巫术不同的社会思想性质及思维形态，是华夏族酋帮建立“大一统”国家的最重要的政治和精神力量。巫教文化与酋帮型的早期国家组织形态的结合，决定了中国政教合一的东方专制传统的建立。
臧宏教授在《孔子研究》1998年第2期撰文，从智慧学的视角，对孔子思想进行了透视，着重阐明其智慧学说及其世界意义。孔子关于智慧是对知识的超越的理论，蕴藏着广义认识论的萌芽，对于如何克服西方实证主义的狭义认识论，有启迪意义；孔子关于智慧是合乎人性发展的真理性认识的理论，它的情与理、非理性与理性相统一的思想，对于克服由于西方科学主义导致的理性与情意的脱节、科学与人性的分离、理性与非理性对立的倾向，有借鉴意义；孔子关于智慧是对具体真理的把握的理论，包含的“一”、“和”、“中”的哲学智慧和“世界大同”、“天人合一”的人类理想，对于当今世界文明的发展，将日益显示出更大的价值。
